战斗的早晨(好水川战斗，准备十分充分的宋朝军队，为何又全军覆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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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元年(1041年)二月,正在巡边的韩琦接到西夏李元昊将要发兵攻打渭州的情报,急令环庆路副总管、知庆州任福率所部一万人,加上新募勇士八千人,插向敌后,断其退路。

二月十二日,任福领兵来到张家堡,与西夏军队遭遇,敌军一触即溃,丢下马、羊、骆驼,向北逃去,任福与钤辖朱观分兵两路,合力追赶。

任福带着一支不足万人的队伍沿河追杀,走了两天,却不见敌兵踪影,很是纳闷,由于缺乏粮草,宋军已是人困马乏。

十四日,将出六盘山,忽见路边摆着几个小盒子,盒中不时发出响声,任福觉得奇怪,令士兵打开,盒盖刚刚拿起,只见百余只鸽子呼喇喇飞向高空,每只鸽子脚上都拴着哨子,发出刺耳的呼哨声。

就在任福被围之际,相距五里外的朱观率领的几千宋军也陷入西夏军队的重围。从附近赶来的援军没能救出朱观,自己反倒被乘胜而来的元昊主力截住。

主攻的韩琦一败涂地。当这位33岁的边防统帅在刺骨寒风的呼号中返回泾原时,迎接他的是手执召幡,身披麻衣的妇孺老幼,大家攀住韩琦的马轡,号啕痛哭,有人还高声叫道：“韩将军回来了,我儿在哪里呢?”

筹措了一年,征调了如此多的兵马,朝廷“精英”几乎全去了西北,怎么还会打败仗呢?

宋与西夏的战争,宋军若以小部队出击或守城,则常能获胜或成功抵御西夏军的攻击。而好水川战役,属于野战性质，西夏集中了几倍甚至十多倍于宋军的兵力,围攻没有城寨作防御设施,或是被迫处于缺乏水源的小城寨中的宋军。

宋军在此次战役中,由于主将的轻敌,虽经激烈战斗,仍以重大伤亡而战败。宋廷的积弱现象在对西夏的战争中暴露无遗。

训练只注重形式而不关心实效,是造成宋军战斗力低下的首要原因。

如射箭则“惟务斗力多而不求所射疏密”,这种只看重拉开弓弩者力气的大小,却不问能否射中目标,实际上“不能射中”,“乃与空手无异”,而弓弩手是宋军的主要组成部分。

这样训练出来的宋军,其战斗力可想而知。即使是上等禁军,侍卫马军司所辖最上等的“龙卫(军)闻其有不能被甲上马者”,而次等骑兵,有不少是“皆望空发箭,马前一二十步即已堕地”,“纵使能中,亦不能入况未能中之”。

宋军总的情况是,“每指挥(三至五百人)艺精者,不过百余人,其余皆疲弱不可用”。而且当“时边任多纨绔子弟”,“军行,倡妇多从之”,加上“守将或为他名以避兵任”,不敢担任边防守卫。如此将官,如此军队,与骁勇善战的西夏军交战,焉能不败。

宋军使用的武器,“长短小大,多不中度”,且“铁刃不钢”,弓弩“筋胶不固”。官府的武器“造作之所,但务充数而速了”,根本不考虑实用,主管武器制造的官员也不检查武器的质量,以致只“有器械之虚名,而无器械之实用"。上述欧阳修所言,正是当时宋军武器质量的真实写照。

由于宋朝特殊的统、调、管兵三权分开,互相制约的政策,除了各指挥(营)的低级军官外,中高级将领尤其是主将并不熟悉所率各部队的特性与战斗力,对下属部队亦无威信可言,势必影响作战效果。

总归一点，,好水川之败是与宋初帝王制定的“守内虚外”的国策分不开的。

鉴于五代时军阀割据的教训,宋太祖在获取皇位之后,削夺地方兵权,采用“强干弱枝”的手段,屯驻精锐禁军于京师,留在地方的部队老弱不堪,无法同中央军相抗衡。

欧阳修上书说,庆历御边,“东起麟、府,西尽秦、陇。地长二千余里,分为路者五,而分为州为军者二十有四,而军州分为寨为堡者又几二百,皆需列兵而守之。故吾兵虽众,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彼众虽寡,聚之为多。以彼之多击吾之寡,不得不败也。”

出于自身经历,他们最担心的是拥兵自重者的野心膨胀和地方实力无限扩张,这两者都将导致中央集权的削弱,甚至对皇权构成威胁。

这才是宋代军事孱弱，最终亡于外夷之手的症结所在。也是好水川之战全军几近覆没的主要原因。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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