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是什么意思(封建王朝为何跳不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规律呢)

（一）

以今人的视角来看，中国帝制时代的历史总是给人以很诡异的感觉，因为它的过去往往是错误的一再重复上演，而且是在未来更大的舞台上，以更大的规模在不断复制着以往的错误。

表面上看，中国历史中的朝代更迭更像是一个单纯的政治或经济问题，但从更为宏大的视角来看，却有着诸多不可思议之处，因为这一历史现象完全不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式的直线运行，而是以近似圆形的轨迹在有规律地演进，每一个新王朝的兴衰几乎是上一个旧王朝兴衰的复制版，腥风血雨中发生的朝代更迭其实是以画圆圈的方式演绎着“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的周期性规律。

当真实的历史以这种循环往复的方式不断复制错误时，其荒诞不经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先拥有官方修史体系、又特别重视“以史为鉴”的国度，显得尤为荒谬，似乎历史上继任的庞大政治集团从来就不曾认真吸取过经验教训，其相当矛盾的强烈反差给后世的研究者们留下了谜一般的雾团。

（二）

对此疑惑，研究者们众说纷纭，但见于正史上的答案基本一致，不外乎一个王朝在兴盛初期政治清明，并由此步入盛世，到了后期腐败堕落，造成严重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失衡状态，进而开始衰败，但这样的答案与古人并无差距，可错误还是在不断重复，显然这样的认识是不合逻辑的。

因为政治上的昏庸腐败或经济上的民不聊生等因素，同样会体现在世界历史中的各个王朝政权，不会单单只出现在中国，但西方的欧洲王室没有出现这种高度规律性的政权更迭现象，就是在东方的亚洲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也没有上演如此频繁的朝代更迭，在整个世界历史演进过程大致相同的状态下，中国历史中的特殊性规律就不仅仅是政治或经济上的问题所能概括的，还应该有着更加深层次的原因。

（三）

其实，中国历史中的这一特殊性规律与本身的文化传统有着更为直接的关联。

因为中国历史从未经历过神权政治的统治，宗教信仰在中国文化起步的青春期就遭到了儒家先贤们“子不语鬼力乱神”的阻止，中国文化上的早熟，使宗教在最富创新活力的思想建设期就远离了社会文化发展的主导领域，并始终处在自我发展的状态。

这就导致中国帝制时代的“君权神授”或者“天意”是一个文化上的模糊概念，只具有帝王政治中礼制规范上的象征意义，并不具备精神信仰上的约束力，所以很早就受到了贫民政治“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文化颠覆，与欧洲上帝的代牧者或日本天照大神的授命者这种神权政治下的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其政治权威更容易受到贫民阶级“信则有不信则无”的文化挑战。

（四）

因此在失去宗教权威的统治基础，以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民众政治身份建设者的排除之后，中国社会更具有不合作状态下或者政治和经济逼迫下的造反精神，当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便爆发大规模推翻政府的武装暴力，甚至有些朝代终其一朝都存在大大小小的武装反抗，如此循环往复使中国的王朝政权始终逃脱不了周期律的支配。

文化传承上这种与身俱来的造反精神，其实反映了一个民族更加浓重的暴力色彩，当以拳头或武力解决问题逐渐成为传统主流价值观时，往往会以集团化的暴力倾向形成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并成为政治的颠覆性力量，但这种力量首先不是建设性力量，而是以其天然的流氓无产者身份成为社会的巨大破坏力。因此，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迭基本上都是在毁灭、建设，再毁灭、再建设这样的圆圈中循环往复，每一个新朝代的建立实际上又回到了旧朝代的原点，在推动社会变革上的进步作用十分有限。

恰恰是这种文化传承，却隐伏着中国社会不具备民主精神的文化缺陷，浓重的暴力色彩支配下，使我们很难培养以对话和说服方式解决政治争端的民主精神，更无从实现公共事务参与者和建设者的身份认同，从而使中国在推动民主政治的进步上更为艰难，因此在中国社会培养民主精神远比呼呼民主政治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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