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灭亡之后，经过了楚汉战争，刘邦建立了汉王朝，汉朝虽承继了部分秦制，但在治国思想上有了重大的改变，特别是文帝、景帝推行“无为而治”政治思想策略，这对于秦亡之后的连年战争局势所造成的社会大损伤是一种积极的修补。“无为而治”政策的积极意义在于让民众能休养生息，能发展生产，为汉王朝积累了财富，使汉王朝富强起来，使汉王朝的专制统治有了物质基础，所以，才能形成“文景之治”的安定局面。

可是，在文帝、景帝时期，汉朝立朝之初政治方面所预留下来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到了汉武帝时期，由于后宫势力干政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外戚干政的潜在威胁也越来越大，而且，老臣把持朝政对于年轻皇帝的制约也越来越明显，汉王朝出现了朝廷管理方面的困境。面对着这一困境，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是不能够容忍的。他不能容忍皇权专制受到后宫和外戚的干扰，也不允许朝中的老臣对他指手划脚，于是，他在执掌朝政权力之后，着力于强化皇权，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他独揽朝中大权的策略，同时，他也采取措施强化中央集权，尽力削弱诸侯王的权力。

为了巩固和强化皇权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汉武帝再也不能顺着“文景之治”的统治路数走。文帝、景帝时的“无为而治”策略对于汉武帝来说，已经变得不适时宜，他必须在治理方式上实行根本变革。因而，在治理思想上，他放弃了文帝景帝时的“黄老之学”，采用董仲舒所倡议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理论，以新儒学的理念来取代道家理念，变“无为而治”为积极进取，做出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大事，把汉王朝的治理方式推向了新的高度。

汉武帝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御边方面，汉武帝自元朔二年（前127年）起，派卫青、霍去病多次出击匈奴，迫其远徙漠北；他命张骞岀使西域，沟通汉与西域各族联系；他还征服闽越、东瓯、南越和卫氏朝鲜，经营西南夷，在其地设置郡县。

在经济方面，汉武帝推行币制改革，为了适应中央政府在经济管理和政治统治上的需要，他着力于解决币制问题，通过六次币制改革，发行三官五铢，一举解决了困扰西汉金融多年的私铸、盗铸问题，汉初以来一直未能解决的币制问题，被汉武帝基本上解决了，他的币制改革稳定了汉朝的金融秩序，并将地方的铸币权重新统一于中央管辖，这适合于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此外，汉武帝推行盐铁等官营，使盐铁茶的重要生活用品的经营由官方掌控，这一经济政策的推行，使国家掌握了占国计民生意义最重要的手工业和商业的利润，在文景之后的那个时期是积极的经济措施，有利于提振汉朝的经济。

在文化方面，汉武帝重用四方文人贤士、重视文化建设，武帝朝在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馆，设置写书之官，设“太常”“太史”“博士”等；汉武帝创建太学、乡学，设立举贤制度，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官制度；汉武帝在掌管雅乐的太乐官署之外，另创立乐府官署，掌管俗乐，收集民间的歌辞入乐，等等。

汉武帝是中国封建王朝中最杰出的君主之一，他奠定了汉王朝强盛的局面，使武帝朝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的发展高峰之一，他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有诸多的贡献，而在国家的治理思想和治理政策方面的贡献是最明显的，推行了一系列的管理新措施，把汉王朝的治理方式推向了新的高度。

汉武帝（剧照）

第一，接受董仲舒的政策建议，采用新儒家的进取思想政策。

这一措施属于是“去旧”的政策，遣送王侯回封地，削弱王侯在朝中的权力，同时，汉武帝还采用“迎新”的策略，大肆起用有才学有智谋的儒臣，既利用儒生的力量来兴利除弊，又利用儒生的学说来消除文景时期“黄老之学”的影响，改变“无为而治”的治理策略，采用积极有为的管理措施。

当时，在意识形态方面有两种思想派别，一派是以汉武帝刘彻为代表的推行汉代新儒学的思想主张，改变“无为而治”的思想策略；另一派是以窦太后和淮南王刘安等为代表的守旧，着力于维持文景时期的思想策略，极力发对新儒学的思想策略。

窦太后势力强大，对刘彻推崇儒术非常恼火，加上一些守旧大臣的支持，还有淮南王刘安等的竭力坚持，汉武帝要推行儒术难度非常大。一些守旧大臣和藩王经常在窦太后那里告状，窦太后于是怒斥他的孙子刘彻，逼迫他废除新政新思想。起初，刘彻尚未坐稳皇位，他权轻而无法与太后抗衡，迫于形势，他只能暂时听从太后的意愿，放慢改革步伐，暂时妥协。

在董仲舒等学者的倡议下，刘彻积极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策略，尊奉儒家的“仁学”学说，推行“仁政”，特别是以“天人感应”论和“君权神授”的政治哲学取代文景时期的“黄老之学”，为汉武帝的政治统一追求提供了大一统的思想理论根据。

汉武帝要削弱藩王权势，采取积极有为的治理策略，就需要强化皇权专制，使中央集权管理机制得到加强，而汉武帝采取的一项重要的政治措施就是削弱相权。

首先，汉武帝频繁撤换丞相，在他执政时期，丞相成了非常危险的职业。汉武帝在位的五十四年间，一共有十三位大臣任过丞相，丞相频繁被更换，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汉武帝不让丞相掌控朝中的实际大权，不想让相权牵制皇权。

其次，除了频繁换相以抑制相权之外，汉武帝还通过提升“尚书台”的权力，着力于削弱相权。原本，在秦朝和汉初，尚书只是少府的属官，负责掌管殿内文书，地位比较低。汉武帝时，设尚书五人，开始分曹治事，而尚书官署便提升为尚书台，尚书台成了辅佐皇帝的决策机构，其权力大大得到加强。汉武帝通过提升尚书台的权力来掌控朝中权力，这对于强化皇权无疑是很有效的。因为尚书台官员只对皇帝一人负责，而且，这些官员原本是从皇帝身边的近臣中选拔来的，汉武帝使用这些官员很是顺手，而且，更重要的是，对这些官员很容易掌控。

汉武帝画像

可是，到了汉武帝执掌大权之后，“中朝”地位越来越高，原本属于皇帝的私人秘书性质的“尚书”，被移到了内廷，而成了尚书台的官员，内廷的尚书台由大司马领导。后来，“三公”也成了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尚书台设立之后，实际上便成了替代丞相府的“内朝”机构。

刘彻在大力加强皇权专制中央集权的同时，还致力于削弱藩国的权力。其中的一项重要措施，便是实行“推恩令”，即督促各地诸侯王在去世时，将其封地分封给自己的所有子弟。在名义上，这是让所有诸侯的后代都能享受他们的父亲去世之后的优厚资源，可是，在实际上，其意图是防止因诸侯王单人世袭而继续做大做强。刘彻的“推恩令”实际上是逐步分化诸侯王的权力。

此外，刘彻在吏治方面，推行教育和选官的人才制度改革，建立五经博士，明经取士，打破原来选拔官员的传统出身等级的限制，让很多贤能人才得以进入官场并被重用，而新的人才进入官场，便能有效地削弱旧官僚的权力，新官吏大量得到重用，这能削弱保守旧官僚的对于革新的阻力，对于强化中央集权和皇权专制是很有利的。

汉武帝刘彻适应当时汉朝统一大业的需要，强化了专制皇权和中央集权制，在当时，他独揽大权、抑制相权、削弱藩王势力，推行“独尊儒术”思想政策等，这些革新措施对于削藩和限制后宫干政，避免守旧老臣对革新的阻力，对于巩固汉帝国的大一统局面是积极的，有效的，是有很大积极意义的。

但是，汉武帝刘彻专权之后采取穷兵黩武的对外军事策略，并在晚年迷信神仙，造成“巫蛊之祸”；而且，他热衷于封禅和郊祀，多次巡游各地，挥霍无度，这是他的政治污点和负面的影响。

唐初政治家虞世南评价汉武帝说：“汉武承六世之业，海内殷富，又有高人之资，故能总揽英雄，驾御豪杰，内兴礼乐，外开边境，制度宪章，焕然可述。方于始皇，则为优矣。至于骄奢暴虐，可以相亚，并功有余而德不足。”（《唐文拾遗》卷十三）

毛泽东评价说：“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参看《汉武帝雄才大略》，凤凰网[引用日期2013-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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